再次，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
另一方面，又压住利率，从而把大量的资金从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挤到了非正规金融体系中。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房地产业金融泡沫破灭，可能带来银行坏账上升的风险。
另外，随着房地产调控，土地出让收科减少，还款的压力较大。其次，国有资本包括中央政府的资金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应该从国有的金融机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退出。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体系面临最大的流动性风险就是货币供给太多了，存在很大风险。但不同的是，1993年乱在正规的金融体系内，而这次的乱表现在非正规的金融体系中。第三，日本的债务隐患也很严重。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只有靠加快改革。其二，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合作，应该有专门进行国际合作的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到国外进行经济开发，支持国外的经济建设项目。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
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立足点在于我国金融实力的迅速成长。
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而且毫无例外是清一色的地产商。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其次，有序调整分配结构。
总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进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回复正常发展状态。我国政府在收回征税权和均衡税赋的同时，必须保持经济体系的基本动能。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第一，开启自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迎接下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周期。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另一种（权且称之为右翼）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加民主化来解决经济问题。
可惜，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权力牟取暴利。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进行适度地延伸。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可悲。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
目前，美国正在扮演全球商品生产和流通管理者的角色。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
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所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一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问题。或者说，中国未来的转变再也不可能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了。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定向的转移支付。
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
笔者申明，让度征税权，包含了让度双重主权。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角。
既然，系统外部和内部的能量变化（涨落）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动态思维管理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
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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